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00年1期发表了康志杰的《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宦官交往评析》，作者说，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在与中国社会上层的接触中，其触角也涉及到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——宦官。耶稣会士初入中国曾受到宦官的伤害和刁难，但随着传播宗教的需要，传教士们在晋接官绅时也注意利用宦官这一权势集团，其后亦有少数宦官信奉了天主教。但由于宦官群体的“寡昧失学”，他们中不可能出现西学派人物。而耶稣会士在与宦官的接触中，对中国封建社会集权专制下的宦官干政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，他们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宦官所进行的批评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明朝末年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耶稣会士来到中国，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耶稣会士关心的主要问题，定居北京并在此传教才是他们来华的最终目的。自从耶稣会士定居北京后，传教士们与宦官的关系有了一些变化。由于利玛窦是以“钟表修理师”的名份留在京城，因而利子以及同事们可以经常奉召入宫，有时他们自动到那里去和太监们商谈宫里的业务。他们总是在钟表需要照料时奉召。中国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，洋教士要向宫中嫔妃传教只有以中性人宦官为媒介，耶稣会士看准了这一点才尽量与宫中宦官保持着较好的关系，在宫中曾发展多名妇女入教。
宦官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生理特征，又具有不同于普通官员的特殊身份，因而一旦得势，就会变本加利地表现出一种变态的专横和贪婪。明朝是中国封建集权政治走向极致的时代，有缺陷的社会产生了有缺陷的个人，有缺陷的个人构成了对有缺陷社会的危害。晚明时代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尽管十分有限，但他们生活的触角却相当广泛，活动的区域涉及大半个中国，对中国的社会民情有较深刻的了解，对中国宦官贪婪专横的特性亦有身临其境的感受。而他们对宦官所作的种种批评，或见于给欧洲友人的信件，或见于给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总长的工作汇报，或见于自己的私人日记，因而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对宦官的不满，可以大胆地批评矿监税监。相比起来，耶稣会士对明代宦官的评说，较之中国的正统史书以及同时代士大夫的各类笔记更加真实、更加生动，也更加深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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